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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導演威尼斯電影節獲獎影片（部分）
1992年《秋菊打官司》導演：張藝謀
故事改編自陳源斌的小說《萬傢訴訟》。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一個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慶來與村長發生瞭爭執。秋菊懷著身孕去找村長說理，由此踏上瞭漫漫的告狀路途。
2007年 《台中月子中心餐點色，戒》導演：李安
《色，戒》是2007年由李安導演、美國焦點影業發行，改編自著名華人作傢張愛玲於1950年居於上海時所著的同名短篇小說。故事描述一名大學話劇團裡的年輕女團員，扮演貿易商的太太，密謀色誘並暗殺汪精衛政府的特務頭目。
1999年 《一個都不能少》 導演：張藝謀
故事圍繞一名十三歲學校老師--魏敏芝，她被任命到中國山區一間學校去做代課老師。前任老師臨走前吩咐這些學生“一個也不能少”。但其中一個男生張惠科因為傢境的問題而輟學到大城市裡尋找工作，所以敏芝便到城市裡找到他並她帶回去。
第73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獲獎影片（部分）
《傑出公民》講述沉默寡言的小說傢丹尼爾·曼托瓦尼與成功有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成功給他帶來瞭其他作傢難以企及的財富，卻讓他擔憂自己已經沒有成名前那寶貴的棱角。
《愛樂之城》講述一位爵士樂鋼琴傢與一名具有抱負的女演員之間的愛情故事。影片不僅重現瞭歌舞片的輝煌，還開啟瞭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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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的女人》講述一名女子坐瞭三十年冤獄之後終於被證實清白，並且驚覺原來將她送進監獄的就是她上流社會愛人，於是開始實施漫長的報仇計劃的故事。
《第一夫人》將聚焦傑奎琳·肯尼迪人生的四個日夜--從丈夫約翰·肯尼迪總統遇刺到葬禮這段時間所發生的故事，展現出當時年僅34歲的第一夫人最脆弱同時也是最優雅的一面。
在剛剛落幕的第73屆威尼斯電影節上，雖然評委中有趙薇這樣身兼導與演雙棲身份的一線明星，但仍舊難掩華語片無一入圍的尷尬。曾幾何時，威尼斯電影節作為華語電影的福地，不但用《悲情城市》《秋菊打官司》《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個都不能少》《色，戒》《三峽好人》捧出瞭侯孝賢、張藝謀、薑文、李安、賈樟柯等電影大師，而且這些榮譽，大大增進瞭國人吐氣揚眉的藝術自豪感。作為電影大國，中國電影或許無法簡單地用“唯票房論”來回應國際電影節上的缺席。
國際電影節，沒那麼簡單
歐洲三大電影節實際上反映出瞭二戰以後文化風潮的此起彼落。依靠法國、意大利和德國這三大西歐政治經濟大國的實力，歐洲三大電影節某種程度上成為世界電影的“教父”，他們制定標準，執行規則，可以說正是他們決定瞭世界電影文化的走向，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能夠和好萊塢電影體系分庭抗禮的一股力量。
根據美國權威電影學者大衛·波德維爾的觀點，“在戛納、柏林、威尼斯電影節形成影響之後的數十年裡，電影節很快成為世界電影文化中的中心機構。電影節使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影響力的作者導演、各種新浪潮和青年電影，以及始於1970年代的大多數新趨勢獲得瞭關註。”
同時，三大電影節不僅僅是“藝術那點兒事”。到20世界末為止，電影節已經成為全球電影發行系統，這就使得全球觀眾可以在各種不同渠道看到各個國傢拍攝的風格不一、內容各異的影片，而非隻有去電影院看好萊塢商業大片這一種選擇。
從這個角度來說，歐洲三大電影節的作用就不容小覷瞭。例如，正是因為威尼斯為黑澤明的《羅生門》頒獎，才使得國際社會重新審視日本的傳統文化。今日，伴隨著影片的經典地位，即使沒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也可以熟練地把“羅生門”當做一種比喻修辭而廣泛使用。1960年代，以影片《伊萬的童年》獲獎為標志，前蘇聯與西方世界的關系暫趨緩和。而改革開放以後，華語電影頻頻獲獎，很大程度上表現出西歐國傢對華語社會文化身份的認可。
國際電影節曾是華人的主場
在國際電影節與中國電影的“蜜月”時期，獲獎的影片並未使觀眾感到距離感，反之，倒成為瞭一代人記憶中的經典。伴隨著“妹妹，你大膽地向前走啊，別回頭”，《紅高粱》裡初出茅廬的薑文和鞏俐成為瞭全中國最有名的影視巨星，而張藝謀後續推出的《秋菊打官司》與《一個都不能少》，更是成為現實主義影片的一面旗幟。
在轉業幹部劉先生的眼裡，《紅高粱》至今仍是他難以忘懷的時代影象。“影片上映的時候，正好是改革開放，倡導思想自由的年代，同事們都是參加工作不久的小夥子，一起在部隊的禮堂裡看完《紅高粱》，感覺非常震撼。現在想起來，隻記得視覺沖擊特別強烈，故事有一種生命的激情，大傢看完都很激動，也學著影片裡薑文的樣子大聲唱歌。”
而說到《秋菊打官司》，王大娘擺擺手，“看過太多遍瞭，那時候在紡織廠工作，工會組織我們一起去看，看完以後，都挺理解秋菊的，覺得她做得對，凡事得講個理字。後來我們也很受啟發，跟廠裡談判，跟領導說起台中產後之家推薦這個片子，他們也都看過。”
在很多人看來，陳凱歌獲得戛納金棕櫚大獎的《霸王別姬》具有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影片將京劇文化、身份與愛情、大時代小人物等元素完美結合，雖然藝術成色極高，但絲毫沒有影響觀賞性，影片中張國榮扮演的陳蝶衣更栩栩如生地存留在瞭大眾文化的記憶裡。
此外，《色，戒》在威尼斯不但摘得瞭金獅大獎，也掀起瞭消費熱潮中的“民國復古熱”。一些知識分子爭議影片對漢奸角色的處理，也有一些人開始重讀原著小說。一部影片可以引發全社會不同觀影人群以及各種話題的討論，令人記憶深刻。《色，戒》上映的時候賈小姐還在北京電影學院的本科就讀。“那時候同學們就都說我像王佳芝，長得像，衣著也像，加上我本來就喜歡看張愛玲的小說，所以對影片裡的內容特別感興趣。機緣巧合，後來就去香港中文大學讀瞭研究生，現在又在臺灣讀博，還真成瞭半個民國文化的專傢。”
隻不過在上世紀80、90年代，受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得到電影節關註的華人影片不但能夠獲得國際投資與發行的機會，還可以成就導演藝術傢的身份，可謂名利雙收。即使是像《臥虎藏龍》這樣兼具商業性的影片，也是在各大電影節展映後獲得良好口碑，才在北美電影市場取得瞭巨額的收益，並最終斬獲瞭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破除誤區，尋找共鳴
面對曾經輝煌的戰績，近幾年來國內電影人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表現不佳的現狀，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意大利電影專傢潘若簡回答說，市場繁榮並不是藝術片衰落的理由，反而可以促成觀眾培養基本的審美能力。
“需不需要國際電影節的肯定，這是一個偽問題，”她指出，“國內很多所謂藝術電影其實是小成本的，沒有達到基本的工業標準而倉促上線的影片，被冠以藝術之名，忽悠一部分對藝術有台中月子中心評比追求的觀眾進入影院，竭澤而漁的後果就是，這部分觀眾以後就對國產藝術片失望瞭，甚至對藝術片產生反感。”
一位觀眾在觀看完《百鳥朝鳳》以後，也曾提出疑問，“這不就是一部劇情片嗎？為何一直宣傳說是藝術片呢？”
在潘若簡教授看來，中國的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導演已經在國際電影節上走得很遠瞭，與這些成熟的電影導演相比，新一代的電影人是否能夠講出“中國好故事”才是重點。“實際上國際電影節的重要性並沒有變，隻要我們與國際文化交流、接軌，國際電影節就是建立文化自信的一個關鍵的途徑。”潘若簡教授認為，國際電影節遇冷的深層次原因，是國內觀眾在電影市場狂歡的氛圍下誤認瞭藝術電影，從而使創作者、輿論和觀眾之間都產生瞭隔膜。
“好的藝術片首先要達到基本的技術標準、敘事上符合常識和生活邏輯，然後要和觀眾達到情感共鳴”，潘若簡教授說，“歐洲三大電影節的獲獎影片都是制作精良的，它們雖然不吝投資，但並未追求高盈利，而是完成個體的藝術追求。”她補充說，“歸根到底，創作者的問題仍是首要的，一方面要在國際電影節上提供新鮮的切入點講述當代中國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要把強烈的個性和詩意的創作與老百姓的感受對接起來。”在她看來，隻要理清創作思路，不被商業目的綁架，藝術電影自然會獲得它應有的位置。
本文來源：中工網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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